苏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归结为“其有忧”、把忧之所在归结为“忧小人”的见解，显然是过于狭隘了。他以楚国国史《梼杌》之名为证，亦甚牵强，一则与晋之《乘》、鲁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则“梼杌”也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名之一。[16]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7]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而与“君子”无关。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18]。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19]。至于《春秋》，绝不只是给“乱臣贼子”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20]。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倘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或许就不会过于苛责了。苏洵在《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