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伊苇为什么要送来毛袜，目的是这张报纸，我又得到这张报纸也就非常幸运了。我知道了我的问题所在，我继续写材料，详细交代复社的前后经过及其活动内容。
我由于这份报纸所做的交代，无疑得到满意的效果。当时的术语是“矛盾转化”了。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了，甚至还把我临时借到保安处去翻译一个日本嫌疑犯的日文材料。不久我就正式调到保安处研究室工作了。
其实这一切又都是由于由延安把布鲁调来绥德任保安处处长的结果。他来之后，这个专区一个典型案件，所谓绥德师范的杨典事件破案了，接着全警备区的甄别工作也开始了。
这一切又都是后话。写文章允许有倒插笔，想不到在实际生活中这种倒插笔显得更重要，它补充内容，纠正错误，同时又有着不可代替的某种效应……
可能整个故事都是由这些前因后果造成的。
六、“外一章”
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延安，特意去了党家沟，看见了当年的乡长李树祥，他的只言片语是那样重要而又意味深长……
李树祥在这次谈话中，证明了我在党家沟确实的工作日期。他说我是1942年2月去的，是他亲自把我由义合镇接到党家沟的。他又说我是7月“抬龙王”时走的。他说那年大旱，众人正在计议抬龙王到义合镇大庙祈雨。这么说，龙王没有抬成，倒把我抬到七千人大会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