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拥有自信的资本,但在拿下上海、南京以前,尚不敢公开对抗武汉。故他虽对武汉中央深怀愤懑,但没有公开指责和否认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3月1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阅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甚觉难堪”,“压迫侮辱至矣,然为党国计,惟有勉从耳”。为表明态度,他致电苏俄顾问加伦:“关于武汉方面军政党务之意见,请随时见告,中正只求于革命有利而已。”又致电谭延,声明“以后对于党政诸事概不发言”,请加伦在汉代为解决一切。
另一方面,何应钦、蒋伯诚、顾祝同、潘宜之、杨虎、邵元冲等一批人商议,南京收复后请蒋介石来南京主持大计。他们认为,“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谈起来“多激昂唏嘘”,认为“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他们觉得要解决此问题,必须蒋介石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但鉴于蒋介石态度尚游移,他们还不敢明确表达自己的主张。3月21日,张静江告诉邵元冲等人:“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