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学史的客观性是我们的第一追求，那么，理清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就是第二追求。过去我们强调文学模仿生活，文学史往往是先写时代，然后再写文学对时代的表现与再现。然而中外文学的发展表明，文学确实模仿生活，但文学更模仿文学。没有从宋代市民土壤上产生的话本小说，曹雪芹可能就会以诗词的文学形式表现大家族的败落；没有西方戏剧的影响，曹禺就可能以戏曲的形式表现周萍一家的悲剧。由于现代文学的西化倾向，我们在描述其发展流变的脉络时，除了像鲁迅的小说史那样追溯前代文学的影响，还要注意来自西方的影响及其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变异。我们描述了七月派、萧红等很多现代作家所受鲁迅的影响，也描述了张爱玲以传统小说技巧表现现代意识的文体创新与所受张天翼的影响。而且影响与变异往往同时存在，现代中国的诗意小说可以追溯到鲁迅，但是当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与孙犁等人将诗意小说加以发展时，又是对鲁迅的背离。在描述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时我们还注意到，新的文体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的文体的消亡，受西方影响的新诗出现了，并不意味着旧体诗的消亡，在鲁迅、郁达夫、老舍、钱锺书与毛泽东等人那里还顽强地显示着活力，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时所发生的巨大反响是无论哪一首新诗都比不上的，现代文学史对旧体诗只字不提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话剧的产生也不意味着戏曲的消亡，现代中国对世界戏剧界发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梅兰芳的京剧。现代中国话剧发达而西方歌剧久久未入的原因，可能与戏曲是一种歌剧有关，《白毛女》最早的谱曲用的正是秦腔曲式，后来在重写中才告别戏曲曲式，但仍受其影响。甚至文体转型最成功的现代小说，也没有将传统小说赶尽杀绝，并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吸引市井细民的眼球。抗战期间鸳鸯蝴蝶派与主流文坛发生了对流，张恨水等放弃章回体写出《八十一梦》等小说，介入文坛的主流中，而茅盾、林语堂、马烽等作家则以章回体小说服务于抗战。当鸳鸯蝴蝶派等“旧体小说”都进入现代文学史，而鲁迅、毛泽东、钱锺书等人的“旧诗”被挡在现代文学史外，尤其令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