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也是中国新一代职业外交家崛起的标志。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多为留学欧美、年轻有为的新进职业外交家，他们具有较丰富的西方生活经验，谙熟国际交往规则，了解国际关系大势，懂得在既定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何以西方通行的规则与西方交涉，从而争取对中国最有利的结果。或许他们的做法不够激进和彻底，或许他们对中国国家利权的挽回还不够完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确实尽其所能，尽其所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何况在“弱国无外交”的秉训下，他们能够不畏强权，不主动示弱，亦不盲目逞强，而是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列强周旋交涉，最终得到了不辱使命的结果，诚为不易。更可贵的是，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外交家，对如何界定并争取国家主权有明确的认识，并有为此而牺牲付出的理想与激情。如同顾维钧所言：这一代职业外交家坚持维护中国主权，愿意尽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地位；有关主权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外国。他们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中国的国家独立。但是，民国成立以后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大大约束了他们理想的实现与能力的发挥，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能够努力保持独立地位，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军事集团，故后人对先贤之贡献及其局限似应更有一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