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语法学究、对语义发音吹毛求疵的人,以及其他秉持理想主义的语言爱好者抗议说,语言学家没有尽心尽力地阻止英语、德语、法语或任何其他语言的“退化”,语言学家会下意识地回答说:他们不可能蓄意地把语言引向任何方向。学者们一般认为,“科学探究的是:事物是怎么回事,而非事物应该是怎样”;但语言学家做得更彻底,他们主张,干涉的企图全无意义。他们说,言说者群体有自主性,不会跟风。
土耳其的经历似乎和“阻挡语言徒劳无功”的观点相矛盾。今天的土耳其人或许并不会完全按照该国语言学会希望的方式说话,但无可否认,这一好管闲事的官方机构已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词汇领域,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土耳其语言学会的影响巨大而持久。
对这种矛盾局面,我能给出两种解释。
当新生的共和国建立在多民族多语言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一种新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必须设计出来。而这个国家建设项目的关键元素之一,就是要使用一种外来词汇更少、更为“纯粹的土耳其人”的语言。换句话说,对语言改革,这个新生国家一开始就怀有极大的热情。在20世纪操持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的人看来,这似乎显得很奇怪,但实际上,他们的语言在几个世纪前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本质上或许并不总是纯粹主义者,但他们所用的语言,必然具备一定的纯粹规范。东欧的许多语言直到19世纪才经历这一阶段,这些地方的人或许更容易理解土耳其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