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兵攻城之际,我政府即致电国际联盟,请其召集理事会,筹划处置,我愿承诺国际调查或国际公断等办法。但是国际联盟,并无适当的外置。日本却又径致《觉书》于我说:“战争进展到京、津,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日政府为维持满洲起见,或将采取适当有效的处置。”日本此时,以为如此一来,北伐必然停顿;即使继续,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日本于中取利的机会甚多。尤其兵争延及东北时,日本可以遂其所大欲。谁知国民革命军,依旧绕道北上。而且经此事变,我国人反有相当的觉悟,东北军也发出息争御侮的通电,于六月初,竟退出关。胶东的兵,于九月一日易帜。在天津以东的直鲁军,亦因关内外的夹击,于九月中旬解决。日人无可如何。十月初,乃和我国开始交涉。我国提出:(一)先行撤兵;(二)津浦通车;(三)交还胶济沿线二十里内的行政机关;(四)胶济路沿线土匪,由中国负责肃清等项。日人不愿意,交涉停顿。后来屡经波折,到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才定议:日军于两个月内撤退。双方损害,则设共同委员会调查。议定之后,我方派出接收委员。日兵初定四月十八至二十五之间撤退。旋又说胶东匪乱甚炽,坊子以东,要议展期。我政府不赞成分期接收,索性将全部展缓。直至六月五日,日方才开始撤兵,至十六日而接收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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