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