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五四”的思想先锋人物，他并没有否定现代文明的启蒙作用，然而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对充满了怀疑与悲观，他认识到的底层人们，不可能发“那样热昏似的妙语”，他们对人生道路很明白：“求婚，结婚，养孩子，死亡”[23]。正因为鲁迅肯定老百姓积久的生存经验，所以“狂人”的思想意义远远不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价值所在：“狂人”之所以不再发狂而赴外地候补，是因为“狂人”最后明白了攻击传统和“唤醒国民”的启蒙呐喊无效，“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与传统无法割舍的血缘联系”[24]。的确如此，在小说中，“狂人”唯不怕“赵贵翁”和“大哥”，他们虽是作为家族和社会势力的象征，他们反倒怕“狂人”的反叛。“狂人”所恐惧的是孩子、女人、老头、青年、佃户以及狗的眼色，而这些正是作为狼子村老百姓的隐喻，“狂人”也是百姓中的一员跟他们是一类人，因此何谈启蒙自身之说。未庄讨生活的阿Q，却干些未庄人无法忍耐的事情，比如去调戏吴妈和小尼姑、偷盗他人财物、叫嚣着要“造反”，导致整个村子人都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强烈排斥。鲁迅写阿Q并不仅仅是为了揭露他的劣根性，更想要强调的是不安分的阿Q给未庄固有的生活秩序带来了巨大破坏，想要在未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却不接受未庄的文化生活规则，固然只落得悲惨下场。[25]从“狂人”意欲反抗与启蒙到回归群体之路，从阿Q的必死无疑的命运归宿，甚至还有吕纬甫“飞了一圈最终又回到原点”、魏连殳从一个呼吁“革命”的新党到最后孤独地死去，正是鲁迅对几千年来乡土中国的文化传统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广大底层乡民正是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础，他们积久的生活经验与顺应自然的朴素智慧构成了社会传统文化的“无物之阵”，任何反抗都只能是“鬼打墙”般的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