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解放日报》登载的那篇文章，当我1945年8月由绥德回延安办理去东北的组织手续时，我才从文化协会机关人员中听到那篇文章曾经引起过极大的轰动。在这篇文章之后，组织了多次“抢救大会”，有不少人上台控诉，不少人被当场点名批判，也有当场被捕入狱的。那真是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他们把整个河南人诬为“红旗党”，把整个东北人诬为不是汉奸就是特务。除了抢先坦白又在台上控诉的人，似乎台下就没有一个好人了……
布鲁到绥德时，这阵风已经慢慢刹下去了。我也是此时调到绥德保安处工作的。我参加甄别工作，也参加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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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较量
我由县保安科转到专署保安处，从各种意义来说，对我都是一个突然的变化。
我从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一个犯人，又由犯人变成了一个公安工作人员。这种身份未正式确认，无正式编制，我又无公安工作经验，只能说是一个练习生。对我来说，如果任何生活都是创作源泉的话，我也从未奢想过要写什么侦探小说。不过，新的生活总是吸引人的。不久，我对保安处这个大院产生了兴趣，我对保安处长布鲁这个人也有了好感。
这个大院，有一个体面的大门洞，十分讲究。四周一色是青砖砌面窑洞，由这些窑洞组成一个大院落。它不是住宅格局，又不像是学校，更不是兵营。听说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商号和货栈。我觉得这个院落和山顶上的扶苏祠、水门外的蒙恬墓倒是十分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