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关于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研究的研究。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广泛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中国史学史学科不可缺少的内容。由于我在这个领域素无研究，所以下面所说的一些看法，尽管只是一些原则上的议论，但也可能存在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果如此，希望同行们予以指正。中国学者关于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的研究，在历史方面，如按传统的说法，有“世界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的划分，有地区史和国别史的设置，有各种专史、专题研究和历史人物评价与历史人物传记，国际关系和相关领域的比较研究也颇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现代化”问题、“全球史”问题和“生态环境史”问题的讨论，成为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的“热点”，等等。在史学史方面，不断有“西方史学史”专著或教材的面世，有兰克史学的研究、鲁滨逊《新史学》的研究、“年鉴学派”的研究、社会史学派的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等。在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方面，也有不少研究论著面世。上述研究，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何炳松、周谷城、齐思和等老一辈史学家到世纪之交以来毕业的史学博士，几代人的连续耕耘，可谓硕果累累。新近面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4]，这一中国学者的西方史学史著述成就，或许也会使西方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者感到惊讶。凡此，关于中国学者的外国历史和外国史学之种种研究的研究，都是中国史学史学科所应关注的对象，都应当纳入中国史学史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