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邹容也说：
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士、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邹容这一说法，已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胡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腐败，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绝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皇帝私心，在羁縻玩弄。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