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义的卢梭与政治意义的卢梭不是一回事，却不能以此否认它们的联系，卢梭多变的风格是两类形象混淆的原因。关于如何变革旧制度，卢梭曾与资产阶级同列；而在资产阶级主导的工业时代，他又向往古典时代的静穆。面对荒诞的制度与奢华的欲求，他要回归质朴的生活，但在隐居的孤寂里仍念念不忘公共生活的乐趣。1767年回到法国后，他不时光顾巴黎的咖啡馆，筹划重新编排《乡村卜师》，希望再次听到曾经在枫丹白露宫里为他响起的掌声。革命家的理念同样多变，革命时代的民族心理表面上坚强，实则脆弱，但它用坚强掩饰脆弱，于是求助于已经故去的卢梭，并将其塑造成圣贤，在他的指引下打碎旧制度。卢梭的形象有如马克斯·韦伯的克里斯玛（Charisma）人格，因其对群体心理的感染力而有神秘特质，能激发追随者的情感依赖，乃至献身精神。韦伯的概念与卢梭的境遇不完全一致，他的荣耀是在身后，革命家以之为超自然的人，是获取政治主导权的策略，而非完全的情感依赖。
一个人身后有了绝对的权威，在欧洲历史上并不少见，尤其是中世纪，个体依附于权力才有安全感，而权力的合法性又不是稳固的，它需要不断地制造让人崇拜的偶像，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安全感的人与需要合法性的权力走到了一起。亚里士多德是经院哲学家的偶像，教皇本笃十四向法国驻罗马大使罗什库（Rochechouart）主教讲过一段往事：两位官员就塔索和亚里士多德谁更优秀争论不休，支持亚里士多德的人挨了对方一剑，教皇来探视，他对教皇说，“我从未读过亚里士多德，却为他死，若是读，也读不懂，我是个蠢人”[34]。1632年，伽利略曾隐晦地批评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一个雕刻家用大理石刻成赫拉克勒斯，技艺精湛，让人心怀恐惧，他自己也害怕，不敢斧正。那些思想浅薄的人，心甘情愿当亚里士多德的奴隶，把他的话奉为神谕，一点不能违反，而他们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究竟是应肯定还是否定甚至都怀疑，这岂不到了疯狂的地步？”[35]经院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崇拜源于时代精神的僵化，他们无力突破古典风格，就以为旧规则能训导当下风俗。亚里士多德在追随者的心里复活了，“若为人诋毁，他的信徒会不高兴，若获得赞美，他们就洋洋自得，这是迷惘的热情燃起的幻象”[36]。启蒙时代早期，荷马在文艺界像亚里士多德在科学界一样，为人尊崇，他的风格与观念都能充当权威的判断。1726年，英国的保守派思想家斯威夫特虚构了亚里士多德、荷马与其信徒相见的情境，荷马说他们没有诗歌精神，亚里士多德说他们对于自己都不信的东西却用来招摇撞骗，众信徒都知道这些问题，就远远地躲起来。[37]斯宾诺莎对于现代观念有开拓性，然而鹦鹉学舌的情境又一次出现了，伏尔泰批评斯宾诺莎的一些信徒高呼“斯宾诺莎、斯宾诺莎”，却未曾读他的作品。牛顿的力学定律革新了时代精神，但一些人只知道牛顿的名字，“就将他的学说看作人类的财富，其实一点也不了解”[38]。笛卡尔的遭遇也很复杂，生前，他的理性知识体系受到法国主流思想的抵制，去世后为人认可，但有人一点也不懂就说自己是笛卡尔派，这是“没有笛卡尔的笛卡尔主义”（Cartésianisme sans Descartes）。[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