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在美国19世纪60年代，ADR的滥觞是与反越战运动和民权运动直接相连的，其指向是反对国家权力（司法）及法律职业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希望发展一种与审判不同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是以调解的非权力化为目标。转引自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载《法律适用》，2005（2），注15。
[11] 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载《法律适用》，2005（2）。在20世纪，法治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access to justice）的权利，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改革，其中第三次浪潮就是ADR的发展，它标志着法院功能的进一步转化。从纠纷解决的量的比例而言，ADR甚至可能成为纠纷解决的主渠道。参见［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刘俊祥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