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我们自己的错。可是，说行不通，这话不对，瓦西里奇科夫就行通了。”
“工厂……”
“但是我实在不明白什么使您那么惊异。农民无论是在物质或是精神方面都处在这样低的发展阶段，显然，他们对于一切不熟悉的设施都要反对。在欧洲，合理的经营方法行得通，就因为农民受了教育。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农民——就是这回事。”
“那么我们如何教育人民呢？”
“要教育人民，需具备三个要素：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您自己刚才说过，农民是处在这样低的物质发展阶段上，学校有什么用？”
“知道吗，你使我想起了一个忠告病人的笑话：‘你该试一试泻药。’‘试了，更坏。’‘试一试水蛭吧。’‘试了，更坏。’‘哦，那么，除了祷告上帝再没有别的办法了。’‘试了，更坏。’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更坏。我说社会主义，您说——更坏。教育——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