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之风气，恒随一二人之心力为转移。当神州陆沈之余，宁无痛愤而思奋起者？然豪桀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实亦缘其所处之境。先汉之世，学士大夫，人人有志于致用。自经新莽之丧败，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琐碎又偏于泥古，实不能有当于人心。其思力较沈挚者，乃思舍迹而求道。
其于五经，遂束阁《诗》《书》《礼》《春秋》而专重《易》；其于诸子，则弁髦名、法、儒、墨、从横而专言道。其识解自较汉人为高，然其所规画，或失之迂阔而不能行；甚或视世事大渺小；谓有为之法，终如梦幻泡景而不足为。其力薄才弱者，则徒为自娱或自全之计，遂至新亭燕集，徒为楚囚之对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
以言乎内治：则自东汉以来，不复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群，而稍以淑己为淑群之道。承之以释、老，而此等见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谓淑己之道，又过高而非凡民之所知。听其言则美矣，责其实，殆如彼教所谓兔角、龟毛，悉成戏论。此晋、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终莫能振起也。
至于平民，其胼手胝足[4]，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以视平世，其艰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陈力于战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废；三五取丁等法，实为以不教民战；而广占良田，规锢山泽，荫匿户口者，又务虐用其人。北方遗黎，或抟结立坞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抟结者大小，终难自立。其异族之窃据者，则专用其本族若他异族之人为兵，汉民既手无斧柯，则虽屡直变乱而终无以自奋。此平民所以不获有所藉手，以自效于国家、民族也。凡此，皆晋、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国民不克以兵力攘斥异族之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