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政委隔着铁栏杆和雷国良握一下手，其他人站在杨政委身后，打消了上前握手、问候的念头。人一进到这里面，就不由感到压抑。雷国良已经提前得知杨政委要来看他，所以并没有显得激动，眼眉低垂，表情淡漠，只说了声“谢谢”，就不再主动说话。
雷国良“文革”期间只是一位小学校长，他的学生造他的反，抄他家时，他十岁的独生儿子跳楼，摔断了脊椎，高位截瘫，终生坐轮椅，一直没有娶亲。后来他官越做越大，开始收钱，他对自己有个约束，不论给别人办多大的事，每次最多收五万，靠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给残疾儿子攒一大笔钱，好让他终生有花不完的钱。他觉得对不起儿子，想用这种方式给儿子补偿。交代案情时，他是这么说的。多年来，他一直小心翼翼收小钱，手不敢伸太长，看到自己升迁无望，接近六十岁退休年龄，终于还是没能忍住，收了承包商一笔大钱——三百万。常在河边走，很难不湿鞋，事情就出在这一笔大钱上，承包商供出了他，同时把他以前好不容易攒下的两千多万牵扯出来，送进了国库。他很后悔，后悔不该拿这三百万，如果当时再克制一下，或许后半辈子就平安无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