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粗劣的态度是莱比锡一家报纸的态度，该报说：要避免在巴塞尔那些被激怒的朋友对我采取敌对行动，恐怕有些困难。只有很少几个老先生，基于某种很复杂而无法说明的理由，无条件地站在我这边。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哥廷根的艾瓦德，他明确地表示，我的攻击对施特劳斯是致命的。还有一位黑格尔学派老学者布鲁诺·鲍威尔，后来我把他看作最关心我的读者之一。
在他晚年的时候，由于普鲁士历史地理学家特雷茨基完全不了解文化观念，每当他想暗示特雷茨基先生什么地方可以认识有关文化的观念时，他总喜欢指出我的名字。对这本书及其作者的最详细和最有见解的介绍文章，是列入哲学家巴登门墙的乌兹堡大学霍夫曼教授写的。在这篇论文中，他预见了我的命运，即带来一种危机以及在无神论方面带来决定性的转折点。他认为我是后者最自然和最彻底的代表者。
诚然，无神论曾吸引我接近叔本华。获得最大注意和引起最多讽刺的，是那位温和的希尔布兰德对我的著作所做的非常有力而大胆的赞赏。希尔布兰德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通达人情的德国人，他知道怎样运用他的笔杆。他的文章发表于《奥格斯堡民报》。今天，这篇文章在他的文集里，还可以读到。